石雕牌坊--中华文化的一种载体

在中国，无论在通都大邑，还是在僻壤山乡，您都会不时看到一种特别的建筑物--牌坊。它们向人们述说着历史，保持着深厚的文化意蕴……

到过北京的人，没有不知道东单、西单、东四、西四的，这是几处挺热闹的商业区，因有过一座或四座牌楼而得名。后来人们慢慢地把牌楼二字节约了；50年代初，这些牌楼又被认为有碍交通而拆去了。但是“老北京”仍很难把它们从记忆中抹去，因为这些牌楼与附近建筑构成的场所，不仅仅是交易之处，而象西方的广场那样，是露天的客厅，民间交谊之所，富有人情味。

牌楼与牌坊

牌楼是牌坊的俗称，正史及志书中均作牌坊或简称坊而无牌楼字样。清人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1885）中提及东、西单和东、西四时就说得明白：“就日坊北大街，俗称东单牌楼大街”。“瞻云坊北大街，俗称西单牌楼大街”。“东大市街有坊四：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大街”。“西大市街有坊四：东曰行仁，西阅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

牌坊是很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在近代，她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漂洋过海，在世界不少城市均有修建牌坊之举。

牌坊与里坊制

牌坊是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里或坊的大门演变而来；里是坊的前身。里坊制是周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沿用的一种编民制度。是赋税、力役、兵丁之源，其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都有密切的关系。《汉书·食货志》对里的组织和教育作用有清楚的的说明：“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视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于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里是一种用围墙封闭起来的基本聚居单位，由里胥掌管里门。里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其适应于管理的使用功能，里门还担负着彰善瘅恶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旌门之制。

旌门之制的起源

旌门之制起源于周朝，在《尚书·毕命》中就有记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旌别淑匿，表厥宅里，彰善瘅恶”。这是说周灭殷后，将殷民迁至成周，经过了三代，康王认为其中不少人已改造成了顺民，故让毕公将他们区分出来，住到不同的里中，不使其受顽民的影响，在这种“善者”聚居的里门外，树旌旗作为标志。当时是以旌旗来区分贵贱等级的：天子为日月旗、诸侯交龙旗、孤卿红旗、士大夫白边红旗、师都熊虎旗、州里鸟隼旗、县鄙龟蛇旗。志书上没有说明给这些善者之里树何种旗，但总有旌表之意。此后逐渐形成一种旌门制度，不过并未沿用树旗这种办法，而是改用文字来表旌美之意。如燕昭王四年（公元前308年）表甘需之墟为明真里，即将其里门上的匾牌刻上“明真”二字。从此，里门就有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作用，后来牌坊的旌表功能实滥觞于此。

改里为坊

改里为坊是北魏以后的事。《魏书·世宗本纪》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记载，说明此时已改称坊；但到隋开皇（581-600年）中，京都诸坊又改称里；再至唐武德七年（624年），又下令将邑中之里改称为坊。名称改来改去，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反映了当时世多战乱，户口流失，或假磨慕沙门、或阴附豪强以逃避调役所以统治者要对其重组以加强管理，在改朝换代时换一换名称。这样改的次数多了，里、坊经常混用或干脆称为里坊

坊与防

《洛阳伽蓝记》成书在北魏世宗改里为坊后数十年，但该书仍称里：“京师……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且在书中特别说明：“归正里，民间称为吴人坊”。“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坊就是防的意思，狮子、老虎、异族和经常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的王子们，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需要防的，但当权者更要防的是还老百姓，里改称坊，更能体现建立这种编民制的本意。从宋人吕大防(1027-1097)主持复原的长安图碑残片中，可以看到光宅、翊善、长乐三坊，在图中就是用围墙和坊门来表示“坊”这个基本的聚居区的概念的。这些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门，日落时敲街鼓60下后即关闭坊门，一般的老百姓和官员均不许直接向坊外开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享受直接向坊外开门的待遇。所以对坊的管理作用着重体现在对坊门的管理上；而对坊内老百姓的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按教化之意来取坊名，将刻有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化的作用。这些坊名往往是在规划时就决定了的。

里坊制与坊巷制

坊门演变成牌坊，是唐以后的事。由于商业与手工业日益发展，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宵禁制度已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随着宵禁制度的取消，坊墙及坊门均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封闭的里坊制遂过渡为开放的坊巷制；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离开了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产生棋盘格式里坊制的地理环境)，到了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是促成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变的一个原因。坊巷制即仍保持坊的编民制的行政组织，但民宅均沿街巷布置，直接向街巷开门，在街头、巷口树一个类似坊门但无门扇的标志，其上悬挂坊名的匾牌--牌坊从此产生。

牌坊--坊巷的门牌

自从改为坊巷制以后，坊的围墙取消了，坊，仅仅是一种行政区划，能够体现坊的只有坊的标志牌坊而已，牌坊与坊似乎已成为一体，所以乾脆把牌坊称作坊，我们在看史料时首先要辨明这“坊”是聚居区还是牌坊。例如浙江《镇海县志》载：嘉定八年(1215)，代理知县戴栩“始立门牌，各以坊市旧事”建了通利坊、永安坊、景福坊、荣贵坊、淑孝坊、富德坊、亨济坊、柔远坊、栖凤坊、孝行坊、和丰坊、保定坊、善庆坊、上安坊、清宴坊、洪化坊、仙桂坊、神秀坊、宝山坊；从该县志的附图--宝庆县治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9个坊均是按编民的老规矩建立的行政区划的名称，是坊巷制而不是里坊制，其中有通利坊等等4个坊用牌坊作为标志，还有五个坊未设牌坊，仅是地域的位置，从图2看来，这五个坊均位于城市的边缘。图中还有引铺、西ke(石旁加可)、利涉道三座牌坊，从坊名上看与其他作为坊名的牌坊不同，未加坊字，这三座坊是作为道口、水闸等的标志物，可见，此时的牌坊已作为一种独立的标志建筑而扩大了其使用范围了。

牌坊--商业的标志

牌坊作为坊门的演变物，自然也保存了坊门的旌表功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明清两代旌表成为牌坊的主要功能，所以有人把牌坊称为中国所特有的个人纪念碑。明朝的牌坊，以科举(状元、进士……)和高官(尚书、御史……)牌坊为多；（左图，安徽歙县1584年示建的明代大学士许国石坊）清朝则以贞节孝义牌坊为多（右图，四川的一座节孝坊）。据《吴县(今苏州)志》载，明时吴县境中共有牌坊123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99座；清时牌坊113座，其中节孝坊有力7座。再如前面提到的镇海县，明时50座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34座；清时49座牌坊中除孝子、乐善好施两座牌坊外，其余47座全被贞女节妇占去了。每一座贞节牌坊，都记载着一段悲惨的反人性的历史，对妇女压迫的程度与贞节牌坊的数量是成正比的。明清两代“个人纪念碑”泛滥，可能与旌表政策放宽有关。据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旌门法式中所述：“旌门之式，旧最繁重……皆官为建造也，今制应旌表者官给银三十两，听其家自建。”由于官府所费不多，自然可以放宽审批，于是中了科举和做了大官的人，自有巴结者张罗，为其树坊，而家族人等，也愿抬出个把孝子节妇以为门第增光，一时竟纷纷立坊，成为时尚。也有对这种立坊之事不以为然者，如范正平不愿接受地方官为他家树立“忠直牌坊”，他说：“于通途广陌中为往来之观，以耸动庸俗，不可也。”总之，这种“个人纪念碑”往往几代人后即无人照管而自然损坏了；象安徽歙县棠越村的七座贞节石牌坊那样完好地保存下来是很难得的，木牌坊毁于战火自不必说，即使是石牌坊有时也难逃厄运，如《灵宝县志》光绪二年(1876)刊本就有这样的记载：“旧有牌坊八十座，因流寇陷城，欲于潼关筑坚城，利用牌坊之石巨而近，遂拆运以去仅余三耳。”又如兴城县城内大街上有两座为守边大将树的石牌坊，其中一座在文革中被拆毁了。

牌坊--公共建筑序列的组成部份

牌坊不仅具有标志和旌表作用，还是构成建筑空间，加强公共建筑群体序列和轴线作用的建筑处理手段，由于牌坊本身能使视线穿透，所以用它来围合的空间较之中国建筑习用的用围墙和建筑来围合的封闭的庭院来得通透、开朗和活泼，所以自从有了牌坊这种建筑类型后，在学宫庙宇等前面，往往都用牌坊来组成一个学前庙前广场。中国建筑十分重视空间序列，往往用中轴线将一幢幢建筑和一个个庭院串连起来，使人在沿着轴线绕过一幢幢建筑后，体会到建筑群体的恢宏，但这种在头脑中形成的虚轴线往往不易体会，所以一般人只有登上景山才能体会到从正阳门经故宫、景山直到地安门钟鼓楼这条轴线的宏伟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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