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石牌坊的研究--村庄石牌坊

 徽州石牌坊同徽州的祠堂、民居世称“徽州三绝”，是徽州最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文章在一定的文献资料基础上，拟对徽州石牌坊的源流、类型及其价值等几个方而略作考察，以期后续的进一步研究。
一、石牌坊的源流
对于石牌坊的源流，国内早己有不少研究，包括一些知名大家，其说法尚不一致。代表性的如梁思成的“汉闻说”，刘敦祯的“坊门说”，金其祯的“衡门说”，以及李允抓的“华表说”等等。
汉闻说的提出者是著名的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梁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建造史》中指出“石牌坊为明清两代特有之装饰建筑，盖自汉代之闻，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权星门演变成型者也。’写又闻有史料记载最迟应源于周代的“象魏”、“观”，系“其上具法象，其状巍巍然高大”的建筑，是古代天子、诸侯宫门外用以悬示教令的一对高建筑。东汉经学家郑司农有记载云:“象魏，阴也者。周公谓之‘象魏’，锥门之外，两观阴高魏魏然，孔子谓之‘观’。’，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亦说:“闻，门观也，从门。”汉末刘熙在《释名·释宫室》中对“观”解释曰:“观，观也，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七巧之则文献说明了周代的“观”是建在宫门两旁既可居住又可望远的门旁建筑。

至汉代，阙成为宫殿、祠庙和陵墓前一种表示尊严的装饰性建筑，通常左右立于其正前或雨道的两旁。“汉代的城门、宫室和显宦的宅第，往往都要立阙，以象征王权的尊严或门第的高贵。”北魏哪道元的《水经注》引《白虎通义》有云:“门必有阙者何?阙者，所以饰门，别尊卑也。”魏晋南北朝后，门阙形制主要为宫阙和陵阙，并有两阙间架有屋檐的连阙的形成。梁思成先生在其《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中以北魏敦煌诸窟中的阙形壁为论据，指出北魏时期的连阙是阙演变为后世牌楼的重要过渡样式。
其二为坊门说，提出坊门说的是我国现代知名建筑史学家刘敦祯院士。里坊是中国古代城市居民结构的基本单元，坊门就是伴随这种里坊制度而产生的。从春秋战国至唐代，都市都采用里坊制，城内被棋盘式纵横交错的道路划分成若干方形民居区。这些民居区，隋代称其为“里”，唐代则称其为“坊”，隋唐是里坊制最为鼎盛的时期。《旧唐书·志·职官二》有记载云:“有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各坊之间都围以相互隔离的坊墙，坊墙中央设立以便通行的“坊门”，并书有“某某坊”的标识，如唐都长安的“安兴坊”、“长兴坊”、“永兴坊”、“太平坊”等。其时，官府如有须告知坊内居民的事项，如政府告示、居民的善德、科举及第等，皆张榜于坊门上，从而使坊门渐有了表彰的功用。

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至五代及宋，居民“坊”、商业“市”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坊民可以在坊内临街开设店铺售卖。沿至现代的词语“街坊生意”、“街坊售卖”即是“坊、市”打破的词语印迹。乾德三年，宋太祖废除坊区的夜禁，宋仁宗时期更是下令拆除了坊墙，里坊制从此彻底崩溃。拆除坊墙独立于街口的坊门，成为各居住地段的“坊”名标识被沿用下来，坊门地位、功能和结构从此有了较为彻底的改变，原来区隔各里坊区的坊门变成既无墙体又无门扉的独立自成一体的石雕牌坊，只具标识各居住地段之功用。现今遗存的石雕牌坊中，仍有不少此类标识坊，如徽州款县的“贞白里坊”。

其三为衡门说，提出者为当代学者金其祯研究员，他认为牌坊最早源头为衡门，继而向坊门、乌头门(权星门)演变。勺与梁思成先生提出的“牌坊……盖自汉代之阙，六朝之标，唐宋之乌头门权星门演变成型者也”有相通之处。
关于“衡门”，唐颜师古注曰:“衡门，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居也。”古代典籍中关于“衡门”的最早记载是《诗经》，《诗·陈风·衡门》有云:“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诗经》编于春秋时代，多为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可以推断“衡门”至迟在春秋中叶即己出现。关于衡门的文献历代亦有不少，《汉书·玄成传》载“圣王贵以礼让为国，宜优养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于衡门之下。”东晋陶渊明有诗云“寝迹衡门下，邀与世相绝。”唐杜甫诗亦有“岁月在衡门”的诗句。
随着里坊制的发展，“横一木于门上”的“衡门”安上可开合的门扇，被用作里坊的坊门。汉魏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达和都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己非常讲究，将雕刻精美华贵的石雕华表用于坊门的两旁的立柱，或将门柱饰以雕刻，这便是六朝以后所称的“乌头门”。宋以后，乌头门的名称日益渐少，而被权星门这一称呼取代。权星原作灵星，即天田星。汉高祖时即有祭天先祭灵星礼制。宋仁宗天圣六年，筑祭祀天地的“郊台”，置“灵星门”。因门上用木制的窗权，为区别“灵星”，故又作“权星门”。后来的统治者为了树立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以尊天尊神的形式来尊孔，开始将孔庙和寺观前的大门建造成权星门。隋唐后，雕饰精美华贵庄重的乌头门亦成为“阀阅世家”的门制，“六品以上许作”，，成为上层等级的代名词。宋李诫的《营造法式》对“乌头门”的建造有较为详细描述:“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揭，三日阀阅，今呼为权星门。’川造乌头门之制，高八尺至二丈，广与高方，若高一丈五尺以上，减广不过五分之一，用双腰串，每扇各随其长于上腰，中心分作两分，腰上安子程权子，腰华以下并安障水版……”“挟门柱方八分，其长每门高一尺则加八寸，柱下栽入地内，上施乌头。日月版长四寸广一寸二分厚一分五厘。元以后，“权星门”不仅置于郊坛、孔庙、阀阅世家，还建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前或街旁、里前、路口。也不仅用于祭天、祀孔，还用于褒扬功德，旌表节烈等，渐有了后世牌坊的形制。

其四为石雕华表说，提出者主要是当代学者李允鉌。他在其著作《华夏意匠》中谈到后世的“牌坊门”是由远古时代的“华表”演变而来的。
华表又被称为“桓表”、“和表”，一种装饰性、纪念性和标志性的立柱。关于它的起源，说法主要有二。一是由古时候人们在交通要道竖立的道路标识，即“标”; 另一说则认为华表起源于古时代尧舜所立的“诽谤木”。晋代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即有此记载:“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棉，大路交衙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辣也。亦以表识衙路也。”，北魏杨街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洛加南北两岸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凤凰，似欲冲天势。”周祖漠为此注曰:“华表，所以表识道路者也……古代建筑前路边每有石华表。”随着时代发展，华表具有了装饰的功用，曹魏时代何晏的《景福殿赋》有:“皓皓盯盯，丹彩煌煌，故其华表则镐镐栋栋，赫奕章灼。”唐李善注曰:“华表，谓华饰屋外之表也。”明代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羊角哀舍命全交》中有墓表的记载:“四围筑墙栽树，离坟三十步建享堂，塑伯桃仪容，立华表，柱上建牌额。”
由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华表主要用于官署、宫门、坛庙、桥头、路口和陵墓之前。由于华表多是以一对的形式出现的，李先生认为一对华表上方加一道“额柿”就成了一道“门”，后世的“乌头门”、“权星门”就是在这样“门”的基础上再装上门扇演变形成的。这种门后来用作坊墙的墙门，或官员们的宅第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坊墙的拆除，这种“坊墙门”进一步演化为后世的独立的“牌坊门”、“牌坊”。
以上各种石牌坊起源说，虽源头不一，但其流变均有交叉相通的元素。即华表、衡门、汉闻、坊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牌坊的最终形成都有重要影响。

二、徽州石牌坊的种类
古徽州的石雕牌坊很多，据传原有大小牌坊共千余座。千百年来，其中多数牌坊经过风雨的侵蚀或战乱损毁而离开了我们的视野，今尚存的仅百余座。这些牌坊就其功能而言，主要可分为标识坊、墓祠坊、门坊和旌表坊等四大类，涵盖了国内牌坊的所有类型。
标识坊，主要用来标识地点场所。如:高阳里坊、古紫阳书院门坊、三元坊、贞白里坊、慈孝里坊等。墓地、宗祠坊，主要用于陵墓或祠堂前。如:宗二公墓道坊;鲍公墓坊、洪氏宗祠坊、方氏宗祠坊、石岗汪氏宗祠坊、金紫祠坊、徐氏祖祠坊、郑氏祠坊、王村墓道坊、唐金乡墓道坊、宗报祠坊等。门坊，主要用于宅第府门。如:大郡伯第门坊、贞寿之门坊、贞白夕门坊、中正坊、烧雕门坊、尚书府坊等。旌表坊，是用来表彰善行、功德、节义等德行的牌坊。此类牌坊甚多，按表彰内涵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褒荣三世坊、同胞翰林坊、奕世尚书坊、大夫坊等皆属此类。
许国石坊是徽州功德牌坊中的代表，该坊建于明万历十二年，仿木构造建筑，呈八脚结构，规模宏大，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左右两座单间双柱三楼式的石坊组成。是为表彰里人嘉靖、隆庆、万历三朝重臣许国而建，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仅存的八脚牌坊。
其二为科举及第坊，用于表彰科举应试中及第者。徽州牌坊中如尚宾坊、父子明经坊、江氏世科坊、吴氏世科坊、郑氏世科坊、胡氏进士坊、洪氏进士坊、方贵文进士坊、汪氏科第坊、程定进士坊、进士第坊等皆属此类科第坊。
其三为忠孝节烈坊，为褒奖个人的忠孝节义等德行。由于徽州乃“朱子闻里”，深受朱子理学思想影响，此类族表坊在徽州为最多，诸如:节妇坊、叶氏贞节木门坊、慈孝里坊、鲍氏节孝坊、黄氏孝烈门坊、孝贞节烈坊、胡氏节孝坊、双节坊、屯田汪氏节孝坊、族孝坊、汪氏贞节坊、忠烈祠坊、仇氏贞节坊、许氏节孝门坊、方氏节孝坊、吴氏节孝坊、鲍灿孝行坊、汪氏节孝坊、吴氏节孝坊、孝廉门坊、富溪节孝坊等。其中棠越鲍氏牌坊群是此类牌坊的代表，该牌坊群共有七座牌坊，按“忠、孝、节、义”次第排列。据记载棠越鲍氏是一个深受理学思想影响，以“孝梯”为核心，严格奉行封建礼教，倡导儒家伦理道德的名门望族。自宋至清，棠越鲍氏家族出现了众多忠臣孝子和节妇。
其四为善行坊，为表彰乐善好施等善行所建。如:乐善好施坊、方守仁义坊等。
以上分类是就其主要功能方而而言的，许多牌坊并非仅一种功能，而实际则兼有多种功能的，如一些门坊，它既有门的功能，又有族表功德、节孝等方而的意义。

三、徽州石牌坊的文化价值
一座座历经千百年风雨的徽州牌坊，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而立的，它承载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研究明清时期皖南徽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筑、民俗等独特而珍贵的实证材料。
首先，就思想文化而言，有“东南邹鲁，礼仪之邦” 之称的徽州，理学思想影响深远。这些石雕牌坊集中体现了徽州社会在理学思想禁锢想对忠孝仁义、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观念的宣扬和鼓吹。是我国古代封建礼教、传统道德观念的产物和物质载体，具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
树牌坊，是为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是古代人们一生的最高追求，成为我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民风民俗。从这一座座牌坊，我们不难看出它还承载着徽州社会丰富多彩的民俗信仰和社会价值取向。如牌坊上出现较多的龙、凤、鹿、豹、竹、松、梅、兰及缓带、绣球、寿字、祥云等纹饰和图案，都有其具体的象征意义和丰富的内涵。
其次，这些牌坊都是精心设计、精心雕刻的精美艺术品，在规划布局、建造技术、造型形态等方而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它们承载了我国许多传统的优秀雕刻技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如坊基、立柱、额柿、字板、檐顶、雀替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为现代石牌坊的建造提供借鉴。其透雕、整雕、浮雕、园雕等传统石雕技法充分展示了古人传统的雕刻艺术和技艺。
徽州每座石牌坊的建造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其背后亦蕴藏着丰富而感人的故事。为使这些独特而抽象的意义变得具体、形象，深受理学思想影响的徽州人通过象征、谐音、暗喻等雕塑语言运用达到了其抽象意义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