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与里坊制

　　牌坊与里坊制

　　牌坊是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里或坊的大门演变而来；里是坊的前身。里坊制是周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沿用的一种编民制度。是赋税、力役、兵丁之源，其发生、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都有密切的关系。《汉书·食货志》对里的组织和教育作用有清楚的的说明：“殷周之盛，诗书之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在野曰庐，在邑曰里（师古曰：庐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视而视化焉。春令民毕出于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师古曰：门侧之堂曰塾，坐于门侧者，督促劝之，知其早宴防怠惰也），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里是一种用围墙封闭起来的基本聚居单位，由里胥掌管里门。里门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其适应于管理的使用功能，里门还担负着彰善瘅恶的教化作用。即所谓旌门之制。

　　旌门之制的起源

　　旌门之制起源于周朝，在《尚书·毕命》中就有记载：“康王命作册毕，分居里成周郊……旌别淑匿，表厥宅里，彰善瘅恶”。这是说周灭殷后，将殷民迁至成周，经过了三代，康王认为其中不少人已改造成了顺民，故让毕公将他们区分出来，住到不同的里中，不使其受顽民的影响，在这种“善者”聚居的里门外，树旌旗作为标志。当时是以旌旗来区分贵贱等级的：天子为日月旗、诸侯交龙旗、孤卿红旗、士大夫白边红旗、师都熊虎旗、州里鸟隼旗、县鄙龟蛇旗。志书上没有说明给这些善者之里树何种旗，但总有旌表之意。此后逐渐形成一种旌门制度，不过并未沿用树旗这种办法，而是改用文字来表旌美之意。如燕昭王四年（公元前308年）表甘需之墟为明真里，即将其里门上的匾牌刻上“明真”二字。从此，里门就有了门第高低的标志作用，后来牌坊的旌表功能实滥觞于此。

　　改里为坊

　　改里为坊是北魏以后的事。《魏书·世宗本纪》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记载，说明此时已改称坊；但到隋开皇（581-600年）中，京都诸坊又改称里；再至唐武德七年（624年），又下令将邑中之里改称为坊。名称改来改去，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只是反映了当时世多战乱，户口流失，或假磨慕沙门、或阴附豪强以逃避调役所以统治者要对其重组以加强管理，在改朝换代时换一换名称。这样改的次数多了，里、坊经常混用或干脆称为里坊

　　坊与防

　　《洛阳伽蓝记》成书在北魏世宗改里为坊后数十年，但该书仍称里：“京师……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且在书中特别说明：“归正里，民间称为吴人坊”。“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永桥南道东有白象、狮子二坊”。坊就是防的意思，狮子、老虎、异族和经常为争夺王位而大动干戈的王子们，在老百姓看来都是需要防的，但当权者更要防的是还老百姓，里改称坊，更能体现建立这种编民制的本意。从宋人吕大防(1027-1097)主持复原的长安图碑残片中，可以看到光宅、翊善、长乐三坊，在图中就是用围墙和坊门来表示“坊”这个基本的聚居区的概念的。这些坊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日出开门，日落时敲街鼓60下后即关闭坊门，一般的老百姓和官员均不许直接向坊外开门，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可以享受直接向坊外开门的待遇。所以对坊的管理作用着重体现在对坊门的管理上；而对坊内老百姓的教化作用，也体现在按教化之意来取坊名，将刻有坊名的匾牌悬挂于坊门上让老百姓进进出出均受到教化的作用。这些坊名往往是在规划时就决定了的。

　　里坊制与坊巷制

　　坊门演变成牌坊，是唐以后的事。由于商业与手工业日益发展，城市人口密集，城市的生活起了很大的变化，宵禁制度已不适应城市生活的需要，随着宵禁制度的取消，坊墙及坊门均失去了原有的使用功能，封闭的里坊制遂过渡为开放的坊巷制；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迁，离开了一马平川的黄河流域(产生棋盘格式里坊制的地理环境)，到了水网纵横的江南，也是促成里坊制向坊巷制转变的一个原因。坊巷制即仍保持坊的编民制的行政组织，但民宅均沿街巷布置，直接向街巷开门，在街头、巷口树一个类似坊门但无门扇的标志，其上悬挂坊名的匾牌--牌坊从此产生。